（故事）日本慧若所著釋迦傳曰：“佛教之入日本也，始于欽明天皇十三年，百濟供佛像及經論之役。其後佛教殷興，計分十數宗派：若俱舍，成實，律，法相，三論，華嚴，南都之六宗，則上古之宗派也。天台真言之二種，則中古之宗派也。日本之天台，與中國之天台異。相承圓密禪戒四者之法門，以智者大師同之遺教，加入密禪，為一和合宗者也。真言宗與中國之宗旨雖同，而有出藍之妙。禪宗流派頗多，大別為臨濟曹洞之二種。淨土宗及真宗，各異其宗義，至于所傳道綽善導之宗義則一也。日蓮宗據天台之圓密戒三者，別于教海出一頭地，其他一遍上人之時宗，良忍上人之融通念佛宗，則近古之宗派也。”三國佛教略史總論曰：“先是西洋紀元後第四世期，佛教始入朝鮮。後百餘年，乃再東漸傳入日本。又後五十年，廄戶皇子出，漸趨隆盛之運。南都七帝崇奉最篤，所謂古京之六宗（六宗者，曰三論，曰成實，曰法相，曰俱舍，曰律，曰華嚴），皆此際傳來也。桓武之朝，天台真言二宗起。加前六宗，為日本佛教八宗。（中略）自高倉帝已後，淨土禪宗等之諸宗，始勃然興，是稱日本之新宗。就中北條足利等諸氏奉禪宗，織田尚日蓮宗，德川大興淨土宗，而最浹洽民心者，為真宗日蓮二宗。若就地方舉其最盛者，禪淨二宗播布東國，真宗蔓延北國。而鎮西三都，諸宗皆盛。四國多弘法之古蹟，而安藝概屬真宗，備前多掃日蓮宗。俗之安藝門徒，則謂備前為法華宗。”

　西元六世紀中葉，佛教東傳日本，時為日本欽明帝朝，朝廷分為以蘇我為首之尊佛派與以物部為首之排佛系，前者獲勝後，創建向原寺，是為日本有佛寺之始。至聖德太子時代（593～622）大力弘揚，佛教基礎得以奠立。此後，佛教與日人原有之思想、文化、生活等融匯，形成獨特之日本佛教。自飛鳥時代（五世紀中葉）至明治維新（十九世紀中葉），日本佛教教理始終承襲我國，如密宗之即身成佛論、天台之圓頓戒、淨土真宗之信念主義、禪宗之生活即佛法、日蓮宗之唱念法華等，其思想淵源無一不源自我國，至于修行實踐方面，亦多採用我國佛教之修行方法，並加以組織與發展；所異者，即在社會活動（即教化）方面之普化，乃日本佛教最大之特色，此特色綿亙千五百年而巍然獨存。 　(一)飛鳥、奈良時代（552～781）：初傳時期之佛教，其信仰對象為釋迦、藥師、觀音、彌勒、四天王等，其崇拜目的概為延命、消災等現世利益。此等貴族化之佛教至聖德太子時，制定十七條憲法，以佛教為國教，而轉變為國家化之佛教，此特色維持至明治維新時期。推古天皇（593～627）以後，宗派漸明，最興隆者為三論宗、法相宗，次為律、華嚴，再次為俱舍、成實，總稱南都六宗。其中，三論宗成佛論重視根機利鈍之說，法相宗講究‘性相相待’、‘理事差別’、‘五性各別’等，均獲得當時知識分子與官僚之接受，故特盛一時；華嚴宗之世界觀亦能契合以國民為官吏化身之思想。此時期之學佛者常一人或一寺兼習數宗之學，有別于後代之執于一宗一家之說。此時期之日本佛教，蒙受國家之保護，致無真正之宗教信念，在僧尼激增且日趨腐化之下，空海、最澄二師乃于新京平安另創新宗派（密宗、天台宗）。 　(二)平安時代（約四百年）：于八世紀中，密教大興于我國，尋即影響日本。空海（774～835）以顯教為佛所說法，而佛所證法則為秘密莊嚴之境界，將‘即心是佛’之思想，直轉為即身成佛論，而成‘即事而真’之現實具體論，此種教義頗適合當時人心之需求。至如最澄（767～822），則以天台為經宗，法相為論宗；經宗為本，論宗為末。有關戒律之傳授，則設立大乘戒壇，應此而有‘山家學生式’之制定。天台宗一乘主義傳至安然（九世紀末）時，更提倡‘現世成佛’、‘即身作佛’，將宗教理想現實化；同時，四種三昧之修養道場亦落為形式化之法會道場。此時期後半，密教事相極盛，比叡山完全密教化，致有東密、台密之分。此外，由于社會擾攘不安，教界墮落，遂有末法思想與本地垂蹟說（神、佛結合）之抬頭，民眾之宗教意識逐漸昂揚。 　(三)鐮倉、室町時代（約四百餘年）：淨土、禪、日蓮宗之振興期，亦為日本佛教史上最活潑、輝煌之時代。以平安朝末法思想為背景，應時而生之淨土宗，原是形式性、彼岸性與深奧性的，至此時期，則轉為現實性、此岸性與淺現性。法然（1133～1212）提倡專稱名號，以稱名為往生之本願，其他雜行僅為助行；其高足親鸞（1173～1262）更以信心為往生極樂之首要條件，一念之信為純真且最清淨之宇宙實相。信念主義之淨土宗為易行化、社會化、民眾化之佛教，故漸產生放棄修道、破除戒律之弊端，應運而生者即修道性、戒律性之禪宗。臨濟宗以棒喝禪、學人禪為特色，機鋒激烈，為求證悟，不擇手段；曹洞宗以默照禪、達人禪為特色，認為臨濟宗不但妥協且又公式化，道元（1200～1253）並著「正法眼藏’，闡揚曹洞禪之正法主義。值此禪淨並盛之際，舊宗派如法相、真言、天台、華嚴等亦各自將教義易行化、民眾化，天台宗甚至染上淨土色彩以應時需。日蓮（1222～1282）主張信仰久遠實成之釋尊，一心稱念‘南無妙法蓮華經’經題即可成佛，成就無作之圓頓戒，更以‘念佛無間、禪天魔、律國賊、真言亡國’之口號，破斥他宗之偏見。新興宗派力求民眾化之同時，南北八宗亦藉著民眾化以維系命脈，舊宗派雖亦嘗藉政治勢力以阻止新宗派之發展，如正中二年（1325）之正中宗論、文明元年（1469）之決議放逐日蓮宗徒等，然因禪、淨諸宗所具有普遍化與生活化之特性，反浸透舊宗派。 　(四)江戶時代（1600～1867）：此時期幕府以法令制定各宗派寺院之本末關系，末寺須服從本寺之命令與支配，各宗派內糾紛因此頓減。此外，與朝廷或皇室有關之寺院，如門蹟、院家、院室等，亦被剝奪實力，一掃向以俗權影響宗教之弊。先此，基督教已傳入（1549），幕府乃利用佛教建立寺檀制度，使全民皆為佛教徒，各擇一宗一寺而自為檀越，負責維持寺院所需，雖因而肅清基督教餘勢，佛教亦喪失朝氣。此時，我國隱元（1592～1673）東渡，開創日本黃檗宗，與臨濟、曹洞鼎足而立，宗風大抵同臨濟，惟以唐音諷誦經文、法式亦悉用明風。其時，在寺院法令中，獎勵學問為要項之一，故各宗紛紛興辦檀林、學寮等教育機構，由于教學興隆，各宗學者輩出，天台宗有妙立（1637～1690）、靈空（1652～1698），日蓮宗有日奧（1565～1630）、日講（1626～1698），真言宗有運敞（1613～1693）、亮汰（1621～1680），禪宗有澤庵（1573～1645）、愚堂（1579～1661），淨土宗有滿譽（1562～1620）等。雖然人才輩出，卻由于生活有保障而思想逐漸沉滯，復以儒學、國學抬頭，佛教遂面臨?日本佛教學會 　其前身為日本佛教學協會（The Nippon BuddhistResearch Association）。此會創立于昭和三年（1928），系大正大學渡邊海旭發起，經龍谷大學森川智德、大谷大學藤岡了淳之加入，並網羅有關佛教學之大學、專門學校、學會，而成為全國性組織之學會。 　第一次日本佛教學會大會，于昭和三年十二月九日在大谷大學召開。除上述三大學外，尚有立正、駒澤、高野山、真言宗京都、臨濟宗等諸大學，以及祖山學院、東京帝大印度哲學宗教學會、東北帝大印度學會、佛教專門學校、智山勸學院、西山專門學校、比叡山專修院、名古屋真宗專門學校、京都帝大印度學會等十七個團體參加。各大學推選理事一名，再由其中選出常任理事。